文 | 寶珠

編輯 | 江江

視覺 | 鴻儒

春節(jié)前后為天價彩禮吵架，已經不是一兩次了。

這次被推向輿論中心的是江西彩禮。盡管“江西女友一家索要1888萬天價彩禮”已被證實為假消息，還驚動了江西萍鄉(xiāng)市政府調查，但圍繞彩禮的種種聲音并沒有就此退去。

從全國范圍來說，江西彩禮的平均水平并不是最高的。根據(jù)2020年的媒體調查，江西的彩禮金額在全國排名第四，為11.2萬元。

而江西彩禮之所以在網上形成“高攀不起”的印象，一是它的絕對值確實不低，二是與當?shù)剞r村每年不到2萬元的收入水平相比過于懸殊。

2021年江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元，與江西普遍較高水平的彩禮金額相比過于懸殊

辛辛苦苦十幾年，才能攢下彩禮錢。不可否認，不只是在江西，彩禮已經成為了國內不少家庭巨大的負擔。

負擔下積攢的不滿，正是“1888萬彩禮故事”得以廣泛傳播的情緒土壤。但情緒的歸情緒，天價彩禮的存在，并不是“男方受損女方獲益”那樣簡單。

為彩禮煩惱的不光有男人。如今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，“獨立女性”與彩禮似乎成為了一對左右互搏的名詞，現(xiàn)代女性要怎么看待彩禮？獨立女性又該“索要”多少彩禮？所有的問題，都要從彩禮的本質中去尋找。

彩禮，新娘的價格

彩禮在中國有多普遍？聰明的網友答：就像嫁妝一樣普遍。

彩禮嫁妝，有來有往，但在多數(shù)情況下，彩禮的價值通常都要高于嫁妝。

谷雨數(shù)據(jù)的《2020國人彩禮調查》表明，即便是在今天，也有超過七成的婚姻收過彩禮。除了禮金之外，約四成的男方家庭會提供房、車等隱性彩禮，而嫁妝則主要集中于床上用品、家電、家具等物品。

谷雨數(shù)據(jù)《2020年國人彩禮調查》

可以看到，在結婚這件事上，男方總體需要在物質上付出更多。

這看起來很不公平，為什么會這樣呢？

漢學人類學家弗里德曼提出過一個經典的婚姻償付理論，認為彩禮是男方對女方勞動力喪失的一種補償。

中國自古流行從夫居的婚姻制度，結婚后，女方自動成為男方家庭中的一員，所生后代也冠以男方姓氏。新娘的到來，為男方家庭增添了新的人口，她被期待承擔起家庭勞作，并為家族誕生子嗣。

因此古語有言，“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”?！凹蕖钡男袨?，實際上成為女方家庭對女兒人身權利的讓渡，而彩禮使得這種轉讓有了合法性。一些學者直白地稱，彩禮是新娘的價格。

民間有一個常見的說法，彩禮是為了報答女方家庭的養(yǎng)育之恩，這一溫情的表達其實指出了彩禮婚姻償付的色彩。

不過單獨一個說法很難覆蓋彩禮復雜的全貌。從現(xiàn)實情況看來，越來越多的新婚夫婦離開父母組建新的家庭，當彩禮由女方或夫妻二人支配時，它變得不再像是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給予的補償，而是父輩對子輩的資助，契合著當今流行的“彩禮是小家庭啟動資金”說法。

網上關于彩禮的不同意見

另一方面，如果在鄉(xiāng)村熟人社會中，彩禮又與面子脫不開關系，彩禮的象征內涵，主要在于它是男方家庭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的體現(xiàn)。

但無論是象征說還是資助說，它們更像是對彩禮不同功能的解讀，不能解釋為什么彩禮必須要由男方家庭提供。而婚姻償付的理論，更加貼近彩禮的文化內核，即便在現(xiàn)實中彩禮可能失去了補償女方家庭的直接效果，但這一邏輯仍在潛移默化地產生影響。

一個例子是，有統(tǒng)計顯示，獨生子女群體的彩禮平均值（7.8萬）明顯高于非獨生子女（5.6萬）。拋開經濟因素，這個現(xiàn)象可以理解為，因為獨生的孩子占據(jù)了父母的全部心血，撫養(yǎng)成人以及親子分離的成本更高，所以需要更多的物質補償。

彩禮的錢給兒子

江西天價彩禮的產生，有復雜的現(xiàn)實因素。

除了不可避免的攀比心理推動，彩禮不斷高漲，本質源于婚姻市場中“女少男多”的行情。

當今的適婚男女主要是90后一代，江西省90后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，為120.8:100，性別比之高位于全國第一。

中國內地各省90后性別比例（女性=100），其中江西省性別比之高位于全國第一

并且，江西是一個人口流出大省，年輕女性傾向于離開落后的家鄉(xiāng)，而在傳統(tǒng)文化中占據(jù)優(yōu)勢的男性更容易選擇留在農村，這使得江西農村適齡男女的性別比更加失調。

江西的情況同樣適用于全國其他地區(qū)。最近幾年，因為男女性別比失調，農村地區(qū)的天價彩禮、因婚致貧問題愈發(fā)嚴峻。

面對天價彩禮，有人愛提出類似“吸引女青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婚姻支付的標準和要求”“女青年應理性看待婚姻支付問題，倡導獨立人格”等看似有理的建議。

在農村地區(qū)，婚姻市場的行情推動了彩禮要價能力的提升，這總讓人生出女性能憑此獲得大把好處的幻覺，因此想在她們身上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。

而事實可能是完全相反的。

學者陶自祥在中國部分省份的農村地區(qū)調研后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現(xiàn)象：為了降低兒子打光棍的風險，家長會強迫女兒早婚，以準備兒子結婚所需要的高額彩禮。

2010年，他們的調研團隊在山東農村遇到一位云南婦女，她稱自己16歲就嫁到山東，由于家里沒錢給兩個哥哥娶媳婦，加上云南老家的彩禮最高才一萬元，人販子建議她的父親把她賣到外省。

當時她的彩禮是三萬元，父親給了她一千元作為回家的路費，這名婦女說：“第二年，我兩個哥哥都娶到媳婦了?！?/p>

這一現(xiàn)象于上世紀90年代非常普遍，如今國內經濟欠發(fā)達的農村地區(qū)，也依舊有著類似為彩禮賣女兒的情況發(fā)生。高額彩禮的負擔，從農村男性轉嫁到他們的姐妹身上。她們孤身一人遠嫁他鄉(xiāng)，甚至被迫早婚，換取的禮金被攔截作為兄弟們日后結婚的費用。

陶自祥在文章中寫道：“高額彩禮給家庭所有成員造成危害最大的對象，應當不是父母、也不是兒子和媳婦，而是嵌在在家庭代內關系中處于最邊緣弱勢地位、而又常常被人們忽視的女兒?！?/p>

廣東農村婚禮，男方去女方迎親時，親友長輩挑著彩禮隨同，其中并沒有女性隨同

即便不為了給兄弟攢錢，彩禮也是女性身上一道隱形的枷鎖。

在“彩禮是新娘的價格”這種文化語義下，婦女被要求扮演她應當扮演的性別角色，承擔傳統(tǒng)女性的家庭職責，這份職責的含義，從洗衣做飯、生兒育女，到照料公婆，可以生出無限的外延。

無論彩禮是高是低，男性都占據(jù)著給予者的地位。不少女性都會將彩禮視作男方誠意的體現(xiàn)，認為“沒有彩禮沒有安全感”

男性無法掌控彩禮的市場價格，但仍然把握著彩禮的解釋權。不要彩禮的女人，是有問題、有缺陷的“倒貼貨”；彩禮要價太高的女人，是愛慕虛榮、趁機勒索。男權社會的眼光，總會通過社會規(guī)訓化為世俗男女的共同眼光，女性個體的價值，在社會評價中與彩禮的價格捆綁在一起。

如果我們認可婚姻償付理論，那就不難發(fā)現(xiàn)彩禮起源于傳統(tǒng)的性別秩序。上述許多現(xiàn)象的根源并不在于彩禮本身，只是彩禮作為傳統(tǒng)性別秩序的衍生物，某種程度上維護著這種僵化的格局。

回歸“禮”的初心

那么，彩禮應該被取消嗎？

“不管什么婚，請大家一定記得要彩禮！”豆瓣上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帖子，樓主提到：

“我當時真是昏了頭，給了多少彩禮，我媽媽就給了多少嫁妝，看似公平吧。現(xiàn)在準備懷孕我才傻了，我身材沒了，身體差了，要頂著陣痛，冒生命的危險，工作耽誤了，開始擔心一個生命的種種未來……”

盡管現(xiàn)代女性不像古代那樣，結婚后就遠離原生家庭，無法再為親生父母敬孝，對女方家庭進行補償顯得不再必要，但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，更多女性看到了她們在婚姻當中的額外付出。

這樣看來，彩禮作為婚姻償付的一面依舊有著實際意義。

不過對于很多人來說，婚姻償付有它的尷尬之處，全然接受這套邏輯就會面臨一些古怪的倫理問題。如果說彩禮是對女性本身的補償，那要多少錢才能讓你心甘情愿地生育？一萬？十萬？還是一百萬？

現(xiàn)代人更相信愛才是一切家庭行為的原因，金錢無法作為尺度。而且關鍵在于，女性面臨的生育成本等問題，是公共性的，它們應當交由社會制度去保障，而不是在家庭內部解決。

從網上能夠看到，女性群體關于彩禮的意見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。一些年輕女性出于自身被物化的警惕，對彩禮有著天然的反感，但這種反感難免帶著幸存者的視角。

2020年9月26日，參加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零彩禮集體婚禮的新人在互換紅寶書

費孝通在《江村經濟》中提到，禮儀開支并不全然是浪費的，它們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。以前一些貧困家庭為了節(jié)省彩禮費用發(fā)明了“童養(yǎng)媳”，這種退化的婚姻關系不利于婦女與兒童的社會地位，還延長了子輩在經濟上依賴父母的時間。

不得不說，作為一項相當悠久的傳統(tǒng)，彩禮在兩性資源、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現(xiàn)實上，幫助達成了某種可以長期維持的微妙平衡。

當一部分女性主張拒收彩禮，或許無益于另一部分女性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和家庭地位的提升，在她們所處的社會環(huán)境沒有實際改善的情況下，這種呼吁甚至會將她們推向更狹窄的生存空間。

彩禮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，《中國婚姻史稿》里介紹“周時玉帛儷皮，戰(zhàn)國以后，始益以金，至漢，則以黃金為主，魏晉南北朝用獸皮，隋唐以降，品物繁多，宋則惟財是重”，越是開放平等的朝代，對聘禮就越不講究，平民人家抱一只大雁，就可獲得一段對婚姻的允諾。

彩禮的本質是婚姻的標識物，是一種優(yōu)雅的儀式，蘊含著美好的祝福與期許。今天的彩禮顯然沒有那么單純，我們只有不躲避背后真正的問題，彩禮才可能回歸“禮”的初心。